《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理论篇)》高承恕纪念论文集

《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理论篇)》高承恕纪念论文集

我应当是在1979年认识高承恕教授的。虽然我比他早在1974年即回台任教,但是,再怎幺说,我们都是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自己培养,尔后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的首批社会学者。在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归国学人是颇受社会重视,至少,在学院自身,年长一辈的学者们,对刚获学位归国任教的年轻学人,总是寄以高度期待,希望找个机会讨教一下他们的学问,看看有什幺「新」的东西可以学习、切磋。记得就在1979年间(也有可能是1980年年初),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即邀请了高承恕教授做一个专题演讲,他留给了当时执学术界牛耳的重要前辈学者一个相当特殊的印象,而且,可以说是负面的印象。

1960年代初,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殷海光教授的领导推动下,逻辑实证论的哲学思想成为台湾思想界的主流,这强化了早已行诸多年的所谓「经验实徵」(特别是量化)研究方法的正当性。对这样的现象,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 即认为,基本上乃是从事有关社会与行为现象的研究者模傚自然科学之认知模式的一种态度反应。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随制作用,这样一种我们惯称为经验实徵研究的「实证主义」态度,在美国的行为与社会科学界里,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已蔚成风气,并且成为主流。这幺一来,可以理解的,由于我们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从业者都是留学美国的,纵然没有留学美国,其所学习而稔悉的,也是以美国的研究风範为圭皋。以当时的台湾学术界而言,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可以说即是持有这样之研究典範的重镇,而杨国枢教授则是最为重要的灵魂人物。

从1970年代起至1980年十二月间倡导了所谓《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十年间,杨国枢教授推动了一连串学术运动,其中包含以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为铁三角的所谓「科际整合」,以及有关中国人性格与「现代性」等等的研究,而这一切在在均是以强调经验实徵方法为根本。这样的科学态度所秉持的,可以说即是1960年代以来强调所谓「经验实徵」的实证主义思想。它以绝对的优势笼罩着整个台湾的行为与社会科学界,而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则可以说是极具主导作用的学术研究机构,有着极崇高的学术权威地位。

当时,一个学者能够被邀请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演讲,即犹如是「被钦点」了的状元一般。因此,高承恕教授被邀请去演讲,可以说是被看重的,是一种荣誉。然而,问题就出在高教授的演讲内容,我忘了他的演讲题目,但是,他所讲的涉及当时他熟悉的德国批判理论与诠释学,对实证主义,当然,不能避免的,会有着批判性的着墨。对当时在座的诸多深受美国实证思想洗礼的前辈学者,这无疑是严厉的挑战,涉及的是基本学术信仰,更是学术尊严的问题。于是,以杨国枢教授为首的诸多学者表示不满,以为这是一种反科学的狂妄作为,实不可取。这幺一来,这次的演讲所呈现的,最重要的自然不是高承恕教授的学养功力,而是为行为与社会科学界引来骚动──一种基本信仰受到严重挑战(乃至摧毁)的集体焦虑。自此,高承恕成为「异类」的代名词,很自然的,被归类为是行为与社会科学界中的非主流少数份子。没错,高承恕教授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初次学术春啼,为他带来的,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学术属性的定位,这是「不幸的」。但是,依我个人的意见,这却可以说是高承恕教授对1980代初期之台湾社会学界最大的贡献,即:于代表美国主流社会学之实证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之外,他为我们开启了另外一扇门,特别是理论思考的门,这个门来自欧陆德国的社会思想──批判理论和诠释学传统,当然,还有韦伯的社会思想。再说,这也正是高承恕教授于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学界能够领风骚的关键。

回顾高承恕教授的学术生涯,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不论就教学或研究而言,他后来专注的是有了转向。正如这本书编者们撰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高教授把焦点转移到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的论述典範。我不知道高教授为何会有此转移,也不曾得知其心路历程,但是,这个转移是有意义的,更可以说是奠定了台湾社会学界里惯称之「东海帮」的基本思维架构的基础。我个人认为,除了肯定着任何社会学研究必须关照社会的「历史」条件之外,高承恕教授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无论就理论立场或现实社会生活来说,对于理解人们之社会行为均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回溯法国社会学发展的传统,特别是左翼的社会思想,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从Lefebvre于1947年出版《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的第一卷以来,整个(至少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把革命的希望寄託在如何从日常生活世界里来启蒙无产阶级,并让他们有着产生革命的动力。撇开所有相关的课题(如具体的革命策略问题)不谈,高教授在东海大学社会学系讲授Braudel 之年鉴学派的论述,某个程度来说,是呼应着这样的思想潮流。尤其,在1980年代所推动之「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冲击之下,这样地强调「历史」与「日常生活」自然是「本土化」两项不可或缺的概念範畴。高教授这样的选择可以说是明智、且具有着前瞻性的感应。

坦白地说,做为高教授的挚友,尤其是学术上的同好,我没有料到的是他将之后的研究重点移转到对台湾中小企业从事经验实徵的研究(包含了之后对台商和东亚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儘管当高教授把兴趣转移到对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原本就可以预期有着转向经验实徵研究的可能。是的,从喜好「热闹」与结交朋友的个性角度来看,高教授的心灵世界里确实有着引动他走入庶民世界的潜在驱力,但是,他能够毅然决然把过去喜好与擅长的理论思考予以适当的悬搁,在心灵上需要先做点调整,并下定决心。就我个人的立场,对一个学者而言,这是一种「致命」的选择,需要一定的勇气。更令我感动的是,我认为,除了个性之外,高教授所以把整个学术生涯投入台湾中小企业的经验实徵研究,尚有一股来自内心的沛然力量,这股力量即是他对自己所生长之台湾这块土地有着一份关怀与热爱的情操。高教授是所谓「外省」子弟,而且是一般所谓的「高干」子弟,能够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关注在一般庶民的生活世界上面,就其个人生命史来说,是不寻常的,值得尊敬,也应当特别予以肯定。反过来,对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却做不到,我自己应当觉得惭愧才对。

高承恕教授是一个情感丰富而热情洋溢的人物,这很明显的体现在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其实,单就他的学生们在这套文集中为他所撰写之论文的内容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能够把生命情怀融入学术活动之中,正是韦伯所说之「学术作为志业」的基本精神,这在台湾的学术界里是少见的。对这,我始终认为,高承恕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艺术家,一个把整个生命融入专业的艺术型学者。难怪,他会深深地获得到学生们的爱戴以及长年追随,成为永远、且唯一至尊的「帮主」。

本文为《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理论篇)》推荐序

高承恕教授在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超过三十余载,带动国内的社会理论、台湾中小企业的研究风气,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中国大陆及香港经济转型的先驱者,他对台湾社会学的孕育和成长,影响深远!本书为高承恕教授的荣退论文集,收入的文章皆为其现今在学界表现优异之学生们,从各自的学术专长出发彙编而成。本书包含西方理论与东方/台湾经验研究的不同面向,展现了台湾社会学界的世代接棒与传承。

王振寰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现任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讲座教授。专长为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

朱元鸿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社会学博士,现任国立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专长为社会思想史、当代社会理论、文化研究、都市民族誌。

黄金麟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现任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专长为文化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历史社会学。

陈介玄
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专长为经济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历史社会学。

出版社:蓝海文化
上市日期: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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